《周礼》刻本

《考工记》

《考工记》出于《周礼》，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记述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尤其是齐国关于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书中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关于：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刮磨、陶瓷等六大类30个工种的内容，反映出当时中国所达到的科技及工艺水平。此外《考工记》还有数学、地理学、力学、声学、建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总结。《考工记》是中国设计教育的初始，传承着“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的千百年来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教育方式。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方针下，一宜设工艺专科也，一宜开工艺学堂也，一宜派人游学各国也，一宜设博览会一励百工也。为适应新的生产关系与经济模式，对专业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的大量需求，工艺美术教育成为学校式教育的主要方式。

《奏定学堂章程》是清朝政府颁布的关于学制系统的文件

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史称 “癸卯学制”，相关工艺教育规范是新式教育的萌芽。同时规定了各级各类教育的性质、任务、培养目标、入学条件、修业年限以及课程设置，从而结束了中国传统教育无章可循的历史。

清末民初，西方国家教育制度的引入中国是手工教育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另一孕育形式。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徒工培训制度趋于瓦解，义务教育得以实施，手工教育进入普通教育领域。

1901年东京美术学校 图案教学

民国年间，图案教育是艺术设计教育的基础，引进1901年东京美术学校图案教育范本，1918年在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开设图案系，成为中国图案教育的开端，也是近代中国设计日本化倾向的开始。此后各美术院校多有仿效，图案教育在整个民国期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成果显出。由于“图案设计”在中国自古传承，符合中国人的具象思维方式，自然为中国设计与设计教育的第一个发展期做出基础性的贡献。

《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摘要》，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提， 载《大学院公报》1928年2月第1年第2

《国立艺术院组织大纲》，大学院公布，1928年6月19日，载《大学院公报》1928年8月第1年第8期

1920年，蔡元培在《美术的起源》一文中提出“工艺美术”名词，1927年起草《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成为中国艺术设计教育的最初设想。“工艺美术”是主张通过艺术与工艺技术相结合，通过传统手工艺的复兴来达到振兴和改良日用品设计的目的。20世纪20年代末，日文汉字词汇“工芸美术”开始传人中国。

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特刊 1929年版 （复印本）

1929年当时的教育部举办了全国美术展览会，展览共分七部，工艺美术部与书画、雕塑、建筑等部相并列，“工艺美术”名称已获国家认可。

程尚仁  20世纪40年代 瓷盘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的工艺美术教育是中国设计教育的前身。1953年第一届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展览后，“工艺美术”在20世纪20年代末被定为艺术设计学科。1956 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立后，全国原有的各类实用美术教育、图案教育被统一为工艺美术教育。

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引入了前苏联的课程体系，建国前的图案体系与前苏联的绘画体系并存，是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产物。

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 Nagy,1895-1946)

约翰·伊顿（Johannes Itten）（1888.11.11-1967.5.27 ）

改革开放初期，引入由德国包豪斯开创的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课程体系。而且迅速得以推广与实施，这是源于西方语言学革命，而后波及到艺术设计语言的颠覆式创新思潮。“构成”一词与构成体系也是从日本引进到国内，正适合中国思想困顿的转折期，这个多体系并存的混沌时期，使中国设计与设计教育迎来了第二次高度繁荣期。

1998年7月正式颁布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专业口录》中，正式以 “艺术设计”取代 “工艺美术”这一沿用了几十年的专业名称，从而正式确立了艺术设计教育作为国家规定的高等教育专业的地位。合并了过细的专业，将原属工艺美术设计的环境艺术设计、产品造型设计、染织艺术设计、服装艺术设计、陶瓷艺术设计、装潢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等七个专业合并为一个专业。

90年代中期，中国设计的有识之士留学国外，带回了先进的艺术设计教学方式，回国后开始进行艺术设计教育改革。2000前后成为中国艺术设计教育的改革期，其中包括：中央美术学院的基础教学改革、中国美术学院的设计基础课程体系建立、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设计基础教学改革、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原无锡轻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的图形创意课程体系、大连工业大学（原大连轻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的形态设计体系。同期，各大艺术设计高校开始尝试工作室制，开始与国际交流，邀请国际大师来中国讲座开设课程。展览、出版、讲座、比赛、活动、行业协会成立、设计商业规则建立等迅速实现，同时也是设计学科快速扩大招生的初期。

2008年前后，设计学科成为了大学科，扩招达到顶峰。中国设计基础教学体系的滞后与快速扩招的师生比问题显著，伴随奥运的到来，中国设计行业的良性发展与设计行业标准制定问题凸显，设计院校培养的人才与社会真实需求的问题也出现了，从国外接受良好设计教育的设计师与中国本土设计环境适应问题也是事实。接下来的10年，中国设计表面繁华之下而困惑重重，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在挣扎中反思，这是中国设计与设计教育新变革的开始。

中央美术学院启动“未·未来”全球教育计划

包豪斯100年

2018年前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成为热词，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成为生存主流，设计各个学科的扁平化，大学科开始融合，艺术设计与科学技术又一次相遇，时代要求设计与设计教育做出变革，寻找更多可能性。这一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100年，包豪斯也即将迎来100年，这是过往历史的总结，更是新时期的开始。2017年11月24日，“未·未来”全球教育计划新闻发布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以影响时代的事件为启始，重新审视当下社会语境中的艺术与设计，通过「激活创新」、「青年之为」和「教育不在」三个阶段，持续性的主题分享、圆桌对话、教育实践、校长论坛等活动形式，深度探讨与拓展未来教育议题，重新定义未来艺术设计教育模式，延伸传统教育边界，从而促进中国未来艺术设计教育全新模式的构建，推动全球艺术设计教育可持续发展。开启了中国设计开始与国际同等对话、多学科融合、各大院校合作、联合实验创新、共同服务社会。2019新一届设计专业将不分专业，统一为设计学，这开启了中国艺术设计学科建设与基础教学体系重构的新机遇。

纵观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可以发现，从学科专业名称与设计教育变革上看，先后涌现出工艺教育、手工教育、图案教育、工艺美术教育、艺术设计教育、大学科混合教育（新艺科）等不同的类型。从设计教育方法上看，民国时期艺术设计教育的萌生除归功于教育目标、专业设置、课程结构方面的进步外，也获益于教学方法的改进。民国初年，国内各类教育思潮风起云涌，国外各种新的教育理论、教育方法出现。20 世纪20年代初，随着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教育领域出现了改革、试验新教学方法的热潮，较为流行的教学方法有 “设计教学法”、 “道尔顿制”、 “测验法”等，其中 “设计教学法”的社会影响最为突出。此后，美术院校的图案教育也受到该方法的影响。建国初期，前苏联的绘画基础体系与图案教学结合，再到三大构成，图形创意，形态设计、设计思维、系统创新，反映出艺术设计学科在中国尚未真正定型，艺术设计教育还未真正成熟，仍在寻求下一个可能性。

横向的东西方艺术设计教育比较，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与被动引进主动学习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在努力的将西方的先进教育方式与中国特有的传统教育结合，但过程证明，东西方设计教育模式很难融合的根源在于：东西方设计教育基于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今天，我们学习到西方的表面形式，学不到西方设计思维的实质，却丢弃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精髓，这是中国设计教育痛不欲生的症结所在。

真正意义上的艺术设计教育，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整体发展态势上趋于繁荣，表面形式上已和国际接轨，但基础学科建设与设计基础理论的大系统尚未真正形成，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在中国至今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如何正确地对待外国经验和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如何构建一个比较合理、科学的课程结构，既是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历程中遇到的三大难题，当代还需要解决设计学科与其他大学科协同创新的新问题，也就是设计学科的“自转问题”和学科融合的“公转问题”。中国设计的中国化问题，是当今中国艺术设计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

中国设计的中国化需要中国思维介入设计基础教学，需要系统化的解决，需要研究外国先进经验对中国艺术设计教育所起过的影响。对比中外艺术设计教育所走过的不同道路、形成的不同特色，在此基础上寻找能够吸收、消化国外成功经验的有效途径，构筑既能反映学科特点、社会需求，又能代表时代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较强科学性、较宽适应性、较大可能性的艺术设计教育基础体系。一个成熟的专业不能没有完备的学科基础，缺少学科基础就缺少根基，缺少根基就不能成熟，有了学科基础才能保障本学科的生长与成熟。正如普通数学、物理学、化学作为一些理工专业学科基础，使每个人从事该领域实践和研究的人，了解和掌握的基础原理和方法。

中国设计，新的开始，新的未来，永不停止 ……